台湾50碰上大陆30 两岸隔代人才战

台湾50碰上大陆30　两岸隔代人才战

一股三十岁的新势力，正在大陆如火如荼地蔓延。不论谈合作、谈竞争，愈来愈多台湾企业家发现，谈判桌上的对手，是只有自己儿女一般大的年轻人。在外资企业，他们掌握重要职位，拥有决策权力。晋升的速度，至少超前台湾同龄年轻人三到五年。

　在大陆开拓市场八年，跑遍大江南北，中国惠普科技的企业客户销售部总经理钱金麟近年来备受「世代交替」的震撼。

　「我去过哈尔滨、昆明的中外合资企业，拜访过公司的副总裁，以为是什么老者，结果竟然都是三十出头，昆明那家还只有二十八岁！」四十岁的钱金麟不胜感叹。

　他在苗栗长大，交大毕业，一路从台湾惠普的业务代表做到大中国区的总经理，钱金麟一开始很难接受中国大陆这种「跳跃式拔擢」。

　在台湾有高知名度的资深建筑师黄永洪近年来随著客户投资大陆，也开始试探中国市场。结果，和他比图稿的，都是小他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在台北市金门街开了二十年贸易公司，俞雨亭熬过了十五年前台币对美元汇率狂飙的冲击，却难耐儿女不愿接班的落寞：「我女儿在台大医院当小儿科住院医师，我儿子在美国加州大学攻读博士，反而是我在大陆青岛的协力厂商，非常有兴趣接我的班，」俞雨亭感叹。

在大陆找到自己的影子
　突然之间，「台湾创业，大陆接班」的议题，在两岸穿梭的企业家之间，成为热门话题。台商纷纷感叹，必须和儿女辈分一般的大陆对手竞争，甚至要把棒子交给他们，真是「情何以堪」。

　台湾五十多岁的企业家，好似在大陆三十多岁这个世代，找到当年他们奋斗的影子。为什么这些年纪上比台湾企业家小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企图心和能力这么强？他们渴望接班、当家的旺盛企图心，根源何在？

　荷兰的日用品跨国企业联合利华（Unilever），一九八六年重回上海投资时，最大的困扰之一是，找不到当地四、五十岁以上的中高阶主管。「他们是文革的一代，完全没有办法和世界级的企业对话，」一位联合利华上海主管指出。

　「他们的老板都比他们笨，不懂英文，整个国家与西方世界接轨的教育训练资源，都集中在三十多岁这一代身上，当然特别优秀，出头机会也就多，」曾外派到北京飞利浦四年的一○四资讯科技公司人力开发处协理阮剑安分析，大陆诞生天之骄子的三十岁一代，其实有无可奈何的历史因素。因为他们的上一代都被不断的文革和当年中共的锁国政策延误牺牲了。

　到「十里洋场」的上海，由欧盟与大陆合资设立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看看，这里正是这样一个集合的缩影。跟台北一样，上海正弥漫著一股进修EMBA的风潮。中欧的EMBA课程不但在上海评价最高，两年两万多美元的学费也是首屈一指。

　中欧学员的平均年龄在三十五岁上下，但是他们的职位、业务范围与权限，恐怕都会让台湾同龄的年轻人咋舌。

　其中的典型，包括国际大药厂施贵宝的华南销售总监，三十三岁，已经掌管数十个台湾省大的市场范畴；中国平安保险的销售总监，三十五岁，手下带领二十二万个业务员。

　「大陆人才你要用好的，也是很贵的，」刚和大陆第一大资讯软体业神州数码签合资的鼎新电脑总裁古丰永说，我们习惯对大陆人抱持优越感，实际上，他们的菁英，无论格局、身价都早已不输台湾。

　中欧的成员并不是特例。三十岁上下，挂著「总监」头衔，拥有自己的办公室与秘书，带领独立部门，这种现象，在大陆愈来愈普遍。

　美商安迅电脑大中华总裁吴辅世，近年来两岸穿梭，深感大陆新兴的三十多岁经理人突飞猛进，企图心和气焰都高涨。「去年每次回台湾，真的感到有很大的落差，他们在一直进步，台湾再不进步很危险，」吴辅世言下颇急切。

　一位在北京十年的台商就说，大陆资讯业的龙头联想集团（大陆第五大企业），旗下分出来的两家公司：联想（做电脑硬体）、神州数码（做软体、网路业务）的总经理都是不到四十岁的年轻人。

　「外资企业的country（大中华）CEO见不到联想电脑的杨元庆和神州数码的郭为，只有全球总裁才见得到，」这位很喜欢北京的台商电信业者抱怨。

　而加拿大商北电网络的经理缪茗华更发现，去年在新加坡办亚太地区经销商大会时，台湾地区全部是五、六十岁，大陆经销商都是三、四十岁，那种集体性的年龄差距，让他印象深刻。

　面对这种世代交替的震撼，出身台湾的五十岁左右这一代企业负责人，感受复杂，心有戚戚。

　「我在台湾当总经理时，是IBM台湾全盛时期，因此我对台湾有非常深的感情，」美商IBM大中华总裁周伟焜对台湾全盛时期，非常怀念。他认为，大陆现在正在走台湾过去的路，而且市场更大。

　而年轻人当家的趋势，甚至不只出现在产业。一月二十五日，大陆文汇报的头版头条标题即是「『少帅』掌门」、「年轻人挑起领头雁重担」。报导指出，大陆中科院五百多位所级主管中，有四成都小於四十五岁。

年轻人当领头雁
　「年轻人的自信与勇气，为科研国家队带来全新气象，」文章中如此评论。「他们不讲辈分，只讲实力，做起生意来也够狠，」一位台商则不客气地批评说。

　造化弄人，大陆三十岁世代的父母长辈，正是最不幸的一代。五十岁的这一代，如今是忙於与「下岗」、失业奋战的一群。

　下岗者很多成为北京数万个计程车司机之一。「我在黑龙江插队落户十年，书都没得念，」五十岁的北京计程车司机孙亚君分析起时事头头是道，「我爸爸挺有学问的，是古籍研究者，我们小时候教育不错的。」他自己倒是对「文革」时下放那十年无怨无悔，只惦记著高中毕业的独生女还找不到合适的「高校」念书。

　而站在浪头上崛起的这一代，第一次有机会决定自己的命运。他们也面临环境最激烈的变动、生存最严苛的竞争。

　竞争的战线，从求学开始。与台湾的趋势一致，大陆今年报考研究所人数达到62万4000人，创下历史新高。

什么都用跳的
　「因为他们（大陆三十多岁）以前什么都没有，所以现在要衣锦还乡，要出人头地。只要能赚大钱，你叫他做什么都可以，」说话坦白直接的建碁总经理蔡温喜也不否认，那种强烈成就动机、心理机制，和他这一代年轻的时候也颇相似。

　但是大陆人才虽然具备拚战精神，也有令人头痛的地方。例如，最常被举例的问题：忠诚度极低，为更高的薪资工作，说跳槽就跳槽。

　「中国最糟糕就是缺乏过程，什么都用跳的。年轻人只会做事，不会做人。但是做到那个位置（指管理者）就是做人，」实力媒体大中华区总裁李志恒说：「大陆三十这一代没有价值观，很难建立公司文化，每个人都在卡位，来不及搞文化。」

　因为没有忠诚度，他们对自己的人生也很没有安全感。「大陆的人才，说起来并不很真，而且经常搬家和换手机号码，」近年来台北、上海两地跑的博士博数位人力资源公司总经理陈亦珍发现。

　大陆专业人才一年一聘的行规惯例，对这些不断跳槽、不断抬高自己身价的年轻人来说，变成了保障自己不被同一家公司绑死的好制度。「他们很现实，公司的专业学会了，如果没有其他诱因，马上就走，」陈亦珍指出。

　第二大缺点是喜欢吹嘘夸大。

　「他们说话比较夸张，像『问题不大』，我一开始以为是没有问题的意思，後来知道了就要追问：『那问题有多大？』」台湾顾问业者、上海卡内基总经理梁志成说。

　由於从小在极端政治化的环境受教育，马列思想的唯物辩证法，他们非常熟，几乎人人都被训练到口才便给，台湾同年龄的经理人根本不是对手。

　「台湾的专业经理人太客气，不会包装自己，」美商台湾杜邦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柴志伦说。台湾人吃亏在口才和个性，往往埋头专业，不会对外国老板抢著表功。

谁值得信任？
　「他们履历表和面试上的自吹自擂，我们台湾人还真不敢，」台北工专毕业、留学美国芝加哥，曾经是台湾爱国留学生的京鼎工程总经理江政★笑著评论大陆部属。

　第三，部份大陆年轻人的诚信也有问题。长达半世纪的贫穷，使他们对改善物质有强烈渴望。

　「看紧一点，他反而尊敬你，」台湾资讯软体业者、上海昱泉国际董事长李慈泉以过来人经验指出，大陆三十岁这一代非常世故，跟你做生意，觉得有赚头，马上找同学来做黄牛，说能搞定这事。「但天晓得能不能做得到。这很奇怪，但在大陆比比皆是，」李慈泉感叹。

　由於普遍对企业忠诚度不高、个人诚信待考验，来大陆投资的跨国企业或台港澳企业，对大陆三十世代的信任度多颇有保留。

　「西方国家对台湾人、香港人的信任还是超出国内的人才，」北京清大精密仪器系毕业、还在读北京大学MBA，美商虹软科技的中国区总经理肖炜低沈地说。

　在北京大学，冬阳灿烂，校园内的未名湖畔，著冰刀溜冰、运动嬉戏的群众哈哈大笑声中，肖炜仍冷静、条理分明地论述，话中难掩他抱怨的「差别待遇」的不平情绪。

　肖炜在北京中关村当过摩托罗拉业务、创过业、在国营企业当总经理特助，最终目标还是想创业。

　大陆培养的「大锅饭」文化，表现在人员的思想观念上，和世界有颇大差距。巨大机械江苏昆山厂总经理郑宝堂派驻大陆十年，曾潜心研究过大陆菁英的心态，发现他们「文凭主义」的心态非常浓厚，因为大学生人数占全国比例相对稀少，他们自认「大学毕业就是干部，视为当然，不知道从基层历练的必要性，升迁考虑也以学历为主。」为了重塑企业文化，郑宝堂花了好多时间沟通，证明「做得出来，比漂亮学历更有用」。

　留过学、能和世界接轨的大陆「海归派」（海外归国学人派），往往能比较务实地认清大陆落後世界很多的残酷事实。「我还是佩服台湾人的敬业和专业精神，国内专业还是差太多，」美商尖端影视公司北京代表处总经理杜坚慢条斯理的京片子，不时杂著英语，显示他住过纽西兰五年的外语能力。

　当大陆菁英人才纷纷渴望与国际接轨，很多人甚至已经有海外求学、生活经验了，台湾凭什么领先？

　二十一世纪的竞争关键在人才。当大陆人才急起直追时，台湾人才还有什么竞争力？

　其实，台湾过去数十年教育普及、经济稳定发展的结果，使得台湾人才仍然具有不可取代的优点。

　二、三十年来，台湾企业逐渐成长、茁壮，甚至成为跨国营运的国际级企业，企业内各级人员的管理能力日渐提高。在按部就班的磨练下，台湾的人才普遍说来比较敬业、懂得团队合作，而且处事较圆熟而细致，也较专业。

　
专业是做你该做的事
　「台湾比较讲求专业伦理。所谓专业，是做你应该做的事，但在大陆，是做他喜欢做或想做的事，」上海昱泉国际董事长李慈泉指出。

　由於台湾人才处事较圆熟而细致，因而当台商需要管理背景复杂的大陆员工时，往往要借重台湾人才。而当他们需要「比较粗放」的营运、执行面人才，则可以用薪资水平相对低的大陆人才。

　在一些需要管理复杂体系的行业上，台湾人才就更显得不可或缺。

　五十四岁的中鼎工程董事长余俊彦说，英国石油（BP）在大陆南京一个十亿美元的大投资案，初选合格的五家石化厂营建商，有台湾的中鼎和韩国、日本、欧洲业者，「就是没有大陆的石化营建商，这就表示台湾人才组成的团队，和大陆人相比，有相当大的门槛，」余俊彦表示，大陆工程师界号称「百万工程师」（全中国注册登记的工程师总数），而台湾只有九千人，绝对数量上台湾不及大陆的百分之一，但是素质远远领先。

　以中鼎为例，全部2042位人员，硕士就占了49％，而且还能以丰富的经验，和优越的「统包商管理经验」来指导这百万大陆工程师。跨国石化大厂信任台湾工程师，远超过信任大陆工程师。

　「台湾相对成熟的市场，并不表示我们不需要专业人才了，」美商IBM大中华人力资源部总经理张台杰以外派到北京六年的资历认为，中台二地的科技人才各有强项、弱点，不过重点不在跨国比较，而在全球化的挤压使得跨国企业对人才要求已经到了「『非常专业』的地步，我们要更精耕市场，只要你展现实力，机会就在这边，」张台杰说，与其担心大陆人会不会抢台湾人的工作，不如回头加速提升自己的专业。

　面对大陆人才崛起，形成既是威胁又是机会的矛盾情况，台湾五十这一代要如何因应？

　「借用老子的话，『合其光，同其成』，以己之长，攻彼之短，两岸人才应该是结合运用的概念，」上海昱泉国际董事长李慈泉就指出，他们的电脑游戏软体，都由台北软体人才策划，但是九成以上的美术工作在上海完成。

　两岸分工、追求最大管理综效，已是企业经营不变的原则。但是，台湾五十这一代仍然心情复杂。

　贫穷曾逼迫许多台湾老一辈企业家出人头地。隔了一、两个世代，时空环境逆转，全球化战鼓雷动，他们想要在全世界开疆辟土，但看著在自己身边长大的台湾三十多岁一代，满足於舒服的环境，总想「play safe」（安全的优游於工作环境），他们真的担忧。 　

「如果不扬弃岛国心态，台湾就没机会。从现在起，台湾应该真正以国际观为本位，现在还不晚，」北电网络的缪茗华警告。











　三十多岁的一代，如果现在能出头，大半因为过去经历过更严苛的生存淘汰。三十八岁的杨子杰，以及担任美商尖端影视（Pinnacle）北京代表处总经理的杜坚，都是过来人。他们回忆「那年代高校联招」（他们的大学联考）都指证历历，当年考大学，集合整个文革十年高中毕业生的庞大数量，年龄参差不齐，而整体大学联考的录取率只有4％。

　过去，大陆年轻人必须根据成绩，由国家分发工作志愿。直到近十年，政府才不再介入，年轻人得自己找工作。这样一来，竞争更激烈了，但是开放的选择，反而更激起人的斗志。

黄土地上的创业精神
　穿过时光隧道，来到新世纪的中国，近三、四十年来在台湾土地上的创业精神，彷佛在黄土地上被复制。

　「下海」（自己开公司做生意）成为大陆三十世代最热门的话题。三十八岁的杨震，去年辞去法国游戏公司UB Soft中国总经理一职，自己出来创业。他在大学与研究所都专攻通信技术，毕业後，却被国家分发到高校教了十年书。其间，杨震还当过兵。

　「我根本不想去当兵，但毕业证书直接就寄过去了，」杨震有点感慨地说。国家分发志愿是没有选择余地的，多数人只有接受。「上一代老是在运动，精神压力大，这一代是生存压力大，」杨震一语道破两代的差别。

　大陆三十多岁世代的崛起，也与跨国企业积极培养在地人才有关。外资企业为了节省成本，近几年来莫不快速推行「人才在地化」的政策，举办一次又一次的训练，希望他们快速接轨国际的企业营运规则，这给了大陆人才迅速成长的大好机会。

　中国惠普科技企业客户销售部总经理钱金麟说，以中国惠普为例，总公司就指示人才培训三阶段论：一九九○到九五年，以培养中国本地专业人才为主；一九九五到二千年，以培养中间管理人才为主；两千年以後，就开始培养领导人才。

　愈来愈多不同背景的大陆三十多岁青年，选择担任风险高、收入也高的外商公司业务员，来打下自己成家立业的基础。

　「我是从学校一毕业，就担任外商sales（业务代表），人家说sales做久了，就实在坐不住，因为习惯扛quota（业务目标）了！」大学主修计算机、由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分出来的安迅电脑（NCR）新上任业务总监王小梅是一位三十出头、爽利的女性。她觉得每天和IBM的业务员面对面厮杀，高刺激的工作，其成就感不逊於创业。

　另一股刺激大陆年轻人向上成长的动力，则直接来自经济压力。贫穷的童年，贫瘠的物质生活的旧记忆，离他们并不很远，许多人因此要加倍累积财富，一举致富。

　在大陆，贫富巨大的鸿沟毫无遮掩、赤裸裸地在生活中的每个细节形成对照，刺激著每一个大陆人。

　经济压力甚至让原本想从事学术工作的知识分子，也只好到高薪的外商工作。来自湖南乡下、三十五岁的王闯舟，是安迅的技术总监。他原本应该在上海排名第三的同济大学直攻自动控制博士，然後留校当讲师（他的指导教授吴启迪已经是同济校长）。偏低的研究生奖学金、漫长的通学（每天花三小时通车，从上海的徐汇区通车到同济大学），加上新生儿的家计负担，「书也没念好，家也没照顾好，」逼迫他向教授说，撑不下去了，要下海成为企业人。

　问他想不想创业？「我现在就是在创业，」王闯舟扬起两道浓眉直率地说，高瘦温文的书卷味中，不脱湖南乡下人的朴拙气质。他解释，因为外商这种充分给予空间、一切以业绩表现为导向的制度，使他们有高所得，又有很高的自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