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在中國，賄賂是基本經商手段。中國官員的胃口也越來越高。所以請吃飯，或者是送禮物已經很難滿足官員的胃口。2.中國政府開始考慮，怎麼樣獲取外商的技術機密，怎麼樣獲取外商在海外的營銷管道，甚至怎麼樣通過從外商那裡獲得的資訊來保護中國本國的企業。3.中國的國家機密向來是：政府什麼時候想把任何事情規定成國家機密，它就可以這麼說，只是用來抓人的理由而已。4.對在中國為外資企業工作的海歸提出警告：華人雖然有便利在中國商場上疏通關係，為外國企業在中國的經營創下各種條件，但同時他們也隨時可能成為犧牲者。不經意間觸犯了中國政府想要保護的某些邊界，隨時就可能被中國政府抓過來當作報復的對象。換個角度講，海歸們充滿了高風險，可能要付出某種代價的。5.對外資企業而言，除了腐敗問題以外，還有企業長期利益問題。德國的很多企業最後就選擇退出中國市場，因為不願意多年巨大的開發費用開發出來的技術在中國被盜竊走。因為事實上中國很多企業就是盜竊外資企業的技術，生產仿冒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和外資企業競爭的。6. 駐外機構或者是在中國的投資機構等等，商業的活動或商業代表的人員在中國都是受到嚴密的監控。所以中國的代表也對外宣稱，掌握了力拓高管在中國搜集情報，以及收買有關人員的確鑿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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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原文網址: http://big5.soundofhope.org/programs/1106/156444-1.asp
2010年4月13日 星期二 節目長度：15分54秒 下載mp3(16k) | (128k)
各位聽眾大家好，我是程曉農。很高興在《程曉農評論》這個節目裡和大家在空中相會。今天我要談的話題是：從澳大利亞力拓公司的中國員工被判刑這個案件，來看外商在中國投資所面臨的各種問題。
外國公司包括港台公司到大陸投資，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開始，他們很常用的一個策略就是使用有大陸背景的人，其目的就是通過這些人在大陸疏通各種關係。因為在中國的官場和商場上，這種關係是非常重要的。
比方據我所知，二十年前的時候，一些西方的銀行首先是在香港的分部裡僱用了從海外回到香港在這些公司工作的一些有大陸官方背景的人，特別是一些幹部家庭的子弟。原因是這些人比較熟悉官場，能夠幫他們疏通管道，打通關係。
隨著中國大陸的開放程度增加，可以使用的幹部子弟越來越多，所以這些從九十年代就進入中國商場的這些所謂「海歸」，慢慢就被新一代人替代。越是外國公司它們越希望聘用這樣的具有海外工作經歷，同時又有大陸背景的人，他們覺得這些人可以成為他們在中國從事公共關係的一個很重要的王牌。
而很多大陸在海外留學的人呢，也把這樣一種機會當作自己在海外或者在中國發揮重要角色的一個很難得的管道。
但是這樣一種途徑和這樣一種運作模式本身，隨著中國制度的不斷演變，其實本身蘊藏著很深的麻煩和問題。所謂麻煩就是說在中國現在的制度環境裡頭，賄賂是一個基本的經商手段。因為所謂讓這些海歸們去從事公共關係，原因就在於他們能夠疏通管道。而在中國，無論是獲得信息還是獲得某些許可，或者是疏通管道，包括認識一些具有權力的官員，都是要靠行賄的。最低限度也得請客吃飯、招待各種服務，包括比方講從卡拉OK一直到洗桑拿然後到夜總會。像這樣的消費，在中國應酬場上已經成為最基本的、最低檔的需要了。
隨著這樣的交往越來越廣泛，中國官員的胃口也越來越高。所以請吃幾次飯，或者是送一點小小的禮物已經很難滿足他們的胃口。那麼官員們要價提高，對這些外資企業的中方僱員來講，行賄的成本也就上升，同時風險也就加大。但是另外一方面，既然他們是在行賄中從事生意，當然他們也就同樣有可能拿回扣。雖然各個國家對它的外派僱員獲得的回扣，可能要求或者法令都不一樣，但是這些回扣本身是可以成為指控這些僱員的一種口實的。
隨著中國最近幾年對外開放達到了一定的規模，外資競相進入之後，中國政府對外資的態度也在發生微妙的變化。從過去降低身段，幾乎是不加選擇，也同時是千方百計為外商舖路、搭橋這樣一種很低的姿態，現在變得姿態越來越高。也就是說中國政府開始考慮，比方講怎麼樣獲取外商的技術機密，怎麼樣獲取外商在海外的營銷管道，甚至怎麼樣通過從外商那裡獲得的資訊來保護中國本國的企業。
那麼力拓這個案件反映的一個基本問題就是力拓做為鐵礦石的銷售公司，它所面對的中國客戶，除了有中國冶金部門的幾個大的鋼鐵企業外，還有很多中小型的中國的鋼鐵企業。如果說這些大的國有壟斷型鋼鐵企業和這些中小鋼鐵企業在公開的市場競爭條件下出價購買鐵礦石，這種競爭如果是公平的，本來是中方僱員還是外方僱員關係並不大。但是很可惜中國這個市場從來就是不透明的，也不存在真正的競爭。所以中國就發生這樣的現象，就是說在冶金總公司支持下的一些大的鋼鐵企業、國營企業，試圖用相對比較低的價格買進了澳大利亞和巴西的鐵礦石以後，再轉手抬價賣給中、小企業，從中去賺本國中、小企業的錢。那麼這種做法當然中、小企業覺得很吃虧，這就發生了中、小企業想直接和出售鐵礦石的澳大利亞象力拓這樣的公司直接打交道，希望能夠降低進貨的成本。
從這些中小企業來講，它們本身這樣做是正常的，但是由於中國的商業環境充滿了行賄和受賄，所以它們很可能要向澳大利亞的中方僱員支付回扣。那麼澳大利亞的中方僱員像胡士泰等這次被判刑的這幾個人，他們也很可能在與中小企業或者其它企業談判過程中也需要花錢去買一些相關的資訊，比方講其它企業可能出的鐵礦石購買的比價等等。所以既存在著澳大利亞中方僱員行賄的可能，也存在著受賄的可能。
這次中國政府抓住澳大利亞力拓公司這幾個僱員，狠狠的懲罰了他們一次，目的並不是要制止中國商場上的行賄、受賄，因為即便把這四個人判了這麼長的刑，中國商場上的行賄、受賄幾乎一秒鐘也沒有停止，所有的企業都還繼續照樣那麼做。中國政府之所以會對力拓公司這幾個僱員下手，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國政府可能覺得在中國鋼鐵工業過度膨脹的情況下，中國依賴進口鐵礦石的程度越來越高，鐵礦石的價格又不斷的上漲，中國政府可能覺得吃虧。
而這些大型鋼鐵企業又是國營的，所以它們的利潤下降、成本上升，就意味著國庫的收益減少，所以對中國政府來講，鐵礦石價格的變動和澳大利亞力拓這樣的鐵礦出口公司的中方僱員在中國的商業交往就變成涉及國家利益的。正是這種對國家利益的理解，使得中國政府最後動用了安全部，就是等於用反間諜機構來對付這樣的商業交易。
其實按道理講，無論是這幾家他們打交道的鐵礦企業也好，他們收受回扣的這些中方公司也好，都不過是鋼鐵生產企業，他們所有的那點企業機密無非就是成本、價格等等，這些東西根本談不上是國家機密。但是中國的國家機密向來是由政府隨意指定的，而且是隨意修改的，幾乎可以講政府什麼時候想把任何事情規定成國家機密它就可以這麼說。
我記得以前有一個留美的華人回中國去被安全部拘留，安全部在審問他的時候跟他說你涉及盜竊我們的國家機密。這位華人就問什麼是國家機密？安全部的審訊人員回答說我們說什麼是就是，我們說大白菜價格是國家機密就是國家機密。從這一點看得出來。所以這次澳大利亞力拓公司到底涉及到多少國家機密？這一點中國政府閉口不談。很可能當時抓胡士泰這幾個人的時候，所謂的國家機密不過就是隨手拿過來的一個借口而已。
最後胡士泰他們判的依據主要還是受賄。那麼我們可以想像的到，這些外資公司的僱員在中國，當他們行賄的同時也完全存在著受賄的可能，並不只是力拓公司的僱員在中國受賄，我相信各國公司的僱員在中國都有受賄的可能。中國政府單單抓他們幾個人，無非是因為力拓公司在鐵礦石訂價上面讓中國政府覺得很難過。所以某種意義上講這是一種報復性的行為，就是鐵礦公司提高了鐵礦價格讓中國政府覺得國營鋼鐵企業吃虧了，所以它就找幾個華人來當報復的對象。
那麼胡士泰這幾個人被判刑這件事本身其實對那些在中國為外資企業工作的海歸提出了一個警告，就是第一，他們不要以為他們擁有外國國籍中國政府就把他們真當作外國公民看待，因為在中國政府眼中，華人永遠是共產黨控制的對象，只要他是華人，不管他持哪國護照，中國政府從來都不會把他們當作外國人來對待；第二，華人雖然有便利在中國商場上疏通關係，為外國企業在中國的經營創下各種條件，但同時他們也隨時可能成為犧牲者。
首先就是剛才談到象力拓這個案子表明，一旦中國政府試圖介入，出於各種可能的原因，一旦介入進去以後，那麼它最可能抓來做替罪羊的就是這些外資的中方僱員。而這些中方僱員在中國的活動是充滿了各種被指控的借口的，從他們的行賄到他們的受賄都是可能成為借口的。所以像胡士泰這樣的人一旦被抓，行賄、受賄這些事情很容易就被追出來。從這一點可以看到，外資企業的中方僱員在中國的這種天堂般的生活，實際上從澳大利亞力拓公司這個案件可以看出正在走向轉變。就是說從力拓公司案件開始，外資企業中方僱員在中國的安全已經面臨一個新的環境和一種新的警告。
也就是說如果什麼時候他們的活動在不經意間觸犯了中國政府想要保護的某些邊界，那麼隨時他們就可能被中國政府抓過來當作報復的對象。也可以換個角度講，就是海歸們在中國雖然有過一陣輝煌的時間，但是這種輝煌其實也是充滿了高風險，可能要付出某種代價的。
我覺得對外資企業而言，力拓案這個教訓是，中國這個市場並不是一個正常的，只要外資企業願意進入就能夠良好經營，然後順利獲得利潤的那麼一個市場。可以講，離開了腐敗，中國這個市場是外資企業完全玩不轉的，而涉及腐敗做為一種在中國經商的前提條件，對外資企業來講本身就面臨很大的風險和壓力。所以對很多外資企業而言，雖然他們在中國的運作仍然離不開腐敗，但是他們也不得不要重新考慮一下，是不是花出了腐敗的代價，比方講行了賄，就能夠讓這個企業在中國長期的穩定發展生存下去。
實際上我們在力拓這個案子裡看到，胡士泰這幾個被判刑的人他們所涉及的還只是所謂行賄、受賄的問題，而沒有涉及到企業技術機密，原因是鐵礦公司本身沒有什麼技術機密。但是對那些擁有技術機密的外資企業而言，它們面臨一個更大的問題是胡士泰這個案件沒有反映出來的，那就是它們隨時面臨著對他們的技術專利的可能被盜竊。這種盜竊包括中方僱員被中國公司收買，或者被中國政府收買，也包含中國政府故意設置的種種障礙，使得外資企業的技術沒有辦法得到安全的保護。
比方講，不久前中國政府規定外資的IT產品必須要提供源代碼，源代碼一提供就相當於說把這個企業軟件方面的所有的核心機密都交出來了。正是因為這樣的情況，所以對外資企業而言，除了腐敗問題以外，還有一個企業自己的長期利益問題。就是中國市場並不見得像很多外資企業估計的真有那麼大。如果說這些企業不想付出喪失企業技術機密的這種高代價，那麼它們在中國市場上也許還能過下去。
而有很多企業，據我所知比如像德國的很多企業最後就選擇退出中國市場，因為它們實在不願意他們花了多少年的代價，巨大的開發費用開發出來的技術在中國被盜竊走。因為事實上中國很多企業就是通過盜竊外資企業的技術，生產仿冒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和外資企業競爭的。這個教訓是從力拓這個案子裡延伸出來的一個問題，但不是力拓這個案子本身包含的問題。
力拓案子現在產生的後效應不明顯，因為大部分外資企業對此是保持沉默的，因為我想很多企業採取的是一種自保心態，就是這個事情還沒輪到我們頭上，沒關係。當然還有另外一種問題，就是我剛才談到的企業技術機密的被盜，這是所有被盜的外資企業都忌諱談的問題，沒有一家企業願意承認的，但是你從這個企業採取的種種做法來看得出來他們會變得越來越小心。
如果要說一個籠統的一種因力拓案件給外資企業帶來的影響，那就可以這樣說：力拓案件給大部分外資企業都是敲了一下警鐘，雖然這個警鐘能在它們耳邊鳴響多久我們不知道，但至少當時它們是受到了震驚的。很多外資企業看到原來在中國這塊土地上，一個不講理的政府和一大堆不尊重知識產權，經常要靠行賄、受賄來維持商業運轉的這麼一個商業環境，所謂的開闢中國市場本身有著一系列的它們過去沒有體驗過的風險。
也許它們除了在少數非洲國家，一般是看不到這樣的經營風險的。但是所有這些經營風險在中國都是將長期存在下去。所以我想很多外資企業會悄悄的重新評估他們在中國的經營戰略，是否還要繼續擴張，還是說採取相對保守的策略，或者是要採取更嚴密的保護措施，防止企業的技術機密外洩。
各位聽眾，今天我們就談到這裡，我們下次節目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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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原文網址: http://big5.soundofhope.org/programs/808/134435-1.asp
這一事件就表明中共對於外資企業以及什麼駐京代表，實際上對他們這一些機構，中共一直予以監視，採取這種監控手段，不管是用國安、公安，對於他們一時一刻都在監控之中。當然這種監控手段是五花八門，但是通過這一事件可以看到，駐外機構或者是在中國的投資機構等等，無時無刻都在中共各級公安、國安機構的掌控之下。
像力拓被拘捕的高管人員，在拘捕前，實際上他們也感到在中國受到監控、監聽、 跟蹤的這麼一種可疑的行為，所以他們就採取規避行文，就是關鍵的商業談判或關鍵的商業決定，都不在大陸做出，而是跑到香港或去新加坡，以逃避大陸有關機關的監視和監聽。但是逃避方式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大部分的商業活動只要你是在大陸甚至在香港等等，你也不可能完全逃避得了，所以說力拓高管他們的行為，一直在中共有關機關的監控之下。
換句話說，不光是力拓，只是從力拓這件事件中反映出來了，其他的澳洲公司或者是其他國家的公司，只要你是駐在中國的或者是在中國投資或合資的，不管是什麼，這些商業的活動或商業代表的人員在中國都是受到嚴密的監控。所以通過中國的代表也對外宣稱，就是掌握了力拓高管在中國搜集情報，以及收買有關人員的確鑿證據。
這個證據從那裡來呢？我們就可以看到，他們一直處於中共有關機關的監控之下，比如你這些什麼電話、錄音、傳真，不管你談到了什麼問題，都會被中共有關當局掌握、竊聽，所以這一種對國外商業機構採取的這些監聽、監控，實際上是違反了國際上有關的慣例和習慣作法。但是在中國就是這麼一種社會環境，這麼一種社會制度，所以你在中國進行任何的投資或商業活動，即使你認為是合法的，但是你也逃不出中共無時不在的監控。那麼在中共覺得時機成熟，或條件許可或條件需要的時候，就會毫不猶豫的對有關人員進行拘捕，對有關的活動指控為搜集情報或者是間諜罪。
比如對力拓的高管胡士泰等人，中共就是以「間諜罪」的罪名要起訴他們，而且我們從歷史上看，中共歷來精於選擇曝光某一種事件，或者是採取某一種行為的時機，然後以做到以小搏大，以少的投入騙取大的利潤。這一種利益不光是從經濟上，還有政治上、名義上都可以，作為它們以小搏大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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