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與日美安保條約 ．加藤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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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與日美安保條約　．加藤嘉一

我不斷向中國人解釋，穩定的日美同盟能夠為東亞地區做出積極的貢獻，中國也從中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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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嘉一，一九八四年生於日本伊豆。二零一零年獲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碩士學位，現任北大朝鮮半島研究中心研究員，日本慶應義塾大學研究員，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等專欄作家。中文著作有《中國，我誤解你了嗎？》、《愛國賊》等。

　

九月十三日，剛剛就任首相的野田佳彥發表施政演說，在外交領域，重申了深化日美同盟的重要性。在三?一一大地震的抗震救災上，美國軍隊所起到的作用舉足輕重，使得日本政府和國民重新認識到日本的繁榮與安全需要美國方面的支持。

每當日本政治家提及「深化日美同盟」，我幾乎無例外地碰到來自中國方面的質疑：「你們的首相又要加跟美國的關係了，難道中國不重要嗎？」

坦率說，我有些疲憊，至今向中國人民解釋過無數次，即對日本外交來說，日美同盟與日中關係不是互相矛盾的，而是相輔相成的。穩定的日美同盟能為東亞地區做出積極的貢獻，中國也從中獲利。

日本經過二戰的慘敗，國土變成一片廢墟，從零開始重建國家。使得日本走出戰敗，回歸國際社會的《舊金山條約》與美國GHQ(盟軍最高司令官總司令部)對日佔領密不可分。美國對日佔領的目的集中體現在民主化和非軍事化。

當年的首相，外交官出身的吉田茂（Shigeru Yoshida）是具有戰略眼光的政治家。正在探索如何使祖國走出戰敗和孤立的吉田茂接受了美國對日改造，卻確保了「政體變，國體不變」——「民主主義——象徵天皇制」的體制。他戰略性地選擇與美國共管祖國的安全保障，以此為支，官民一體集中發展經濟，解老百姓的溫飽和小康。日美安保條約和日本經濟騰飛顯然是相輔相成的關係。

戰後二十年，日本經濟達到令美國感到威脅的水平。一九七九年，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出版了《日本第一：對美國的示》，引起了美國民的大反響。這點說明當年的美國人對日本就像今天美國人對中國一樣，充滿著警惕與焦慮。經過一九八五年「廣場協定」，日圓升值，樓市走向泡沫，結果崩潰，在幾乎同一時間內，蘇聯解體，冷戰體系瓦解。

二零一零年，日美新安保條約迎來簽訂五十週年。在此期間內，其條約始終奉獻於維護日本國民的安全。日本人勤勞，僅用二十三年時間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實現了具有高水準的教育、福利、文官體系。這一切與安保條約的發展分不開。可以說，至今維護並發展日美安保條約是戰後日本外交的最大成就。

不過，安保條約自從一九六零年簽訂那一刻就不是一帆風順的。當時，左派的政黨、言論家等對條約的修訂提出嚴重抗議，東京大學學生等上街反對修訂安保條約。駐日美軍的「醜聞」也是容易引起日本國民「反美」情緒的不安要素。例如，一九九五年九月四日，在美軍最多，其基地最大的沖繩縣，三名美國海軍陸戰隊成員綁架十二歲的日本女小學生，行使暴力、強姦。在鳩山由紀夫就任首相期間引起軒然大波的美軍遷移問題也是日美安保所面臨的歷史性挑戰。

有些中國人經常向我提出「在新形勢下，安保條約是否要修改？」其動機在我看來是「美國在衰落，中國在崛起，日本應該更加重視對華關係。」我來了中國才發現，在與美國這一超級大國的關係問題上，中國人還是蠻嫉妒日本人的。

美國始終無法走出伊拉克戰爭的困境，金融危機的發生也給美國加了發展模式上的重大考驗。在此背景下，有人開始大膽討論「美國衰落論」。這一提法在我看來過於簡單化，美國處理不好這些問題，就斷定美國主導的資本主義陷入衰落，也有些輕率。當然，從中長期的角度看，全球化和中國崛起將是使內外界人士主觀聯想美國衰落的兩大背景。世界正向多極化的方向去變遷。

對日本外交來說，全球化和中國崛起越明顯，越需要深化日美同盟。就美國對外政策而言，日本在遠東的地位依然最重要，甚至越來越重要。至於在新形勢下要不要修改條約，我認為是需要，也是必然。修改的最大動機無疑是中國的崛起和其未來發展走向的不確定。

我要調的是，日美安保條約絕對不是美國加給日本的，而是日本施政者在戰敗的廢墟上發揮想像力和戰略思維主動選擇的結晶。條約的核心是：美國有義務維護日本的安全，為此，日本向美軍提供應有的設備與資金。原則是雙向的，責任是共同的。

戰後日本對美國的政策也不是「一邊倒」，而是在國內右派與左派之間、政治家與官僚之間、官方與民間之間、學者與傳媒之間始終發生著曲折的爭論，只好摸著石頭過河。對於「專守防務」的日本自衛隊來說，依靠美國軍事力量維護國家安全屬於合理選擇，這基本框架在可預見的未來裏將持續下去。

然而，至於何時修改飽受爭議的「集體自衛權」等憲法條款，從而使得日本在安全政策上追求更大的能動性與發揮空間，還有待觀察，但肯定的是，它不大可能是一成不變，而應該是與時俱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