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出國打工渡假之前，要做好「回歸母國後」職業市場調查與規劃，同時要懂得如何增加再被雇用的能力，才不會回國後只剩幻滅的痛苦。
摘要：這些「有世界觀」的年輕人回國後還是需要被公司重新訓練為適合日本職場的員工，「當你達到這個要求之後」，跨文化理解或國際敏感度才是有附加價值的能力。
Source:
http://www.backpackers.com.tw/forum/showthread.php?t=643388
澳洲打工旅遊的日本人，其參與打工旅遊前後之於日本就業市場的關係
Kawashima, Kumiko. 2010. “Japanese Working Holiday Makers in Australia and
their Relationship to the Japanese Labour Market: Before and After” Asian
Studies Review 34: 267-286.
本人為專注於打工旅遊議題的研究者，本文純粹為Kumiko原文的翻譯與整理，希望透過學術研究的視角，幫助大家看清打工旅遊的影響、及回國的後續效應。本文歡迎自由轉載，但請註明出處；歡迎給予本文或相關研究任何的批評指教，幫助描繪出台灣人特殊的行動軌跡。
KuoSheng Benson Cheng
kscheng@hawaii.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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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orking Holiday at a Glance
打工旅遊協議是給雙方國民能短暫地進入對方國家居住、學習、工作及度假的文化交換計畫，實際上就是個「一舉多得」的方案。
Expectations of Working Holiday Experience before Going to Australia
Self-improvement through becoming cosmopolitan
「西方」這概念在日本社會中，已被塑造為「英語為主的白人社會」，同時勾連上現代、前衛、進步還有尊貴等象徵；西方人好似「世界公民」的形象，促使日本人想與他們接觸滿足國際化的意識（cosmopolitan-conscious）。媒體不斷放送這樣的形象，促使英語成為達到國際化的方法。這想像下的「西方概念」可以幫助自我成長；澳洲打工旅遊除了滿足這樣的期待之外，可能習得的新技能將使自己在職場上更有競爭力。［意味著：澳洲打工實現日本人與英語白人／世界接觸，獲得國際化也能自我成長。］
Japanese WHMs as lost generation youth
參與打工旅遊的年輕人，動機來自於對現況的不滿，而對外尋求想要的人生路線；這些不滿來自於職場的經驗與幻滅，普遍性的工作被認為是日復一日、貧乏無趣、瑣碎單調的類型，並且對前景無望。失落的一代（lost generation）意指1989年日本泡沫經濟後進入就業市場的年輕人，這些人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社會與經濟變遷，他們面臨著「就業冰河時期」，畢業生要找到正職工作相當不可能。且當代職場充斥種種惡行惡狀：彈性化、低薪、大量短期契約工，工作沒保障、缺乏專業認同、人才錯置（mismatch）、過度操勞（overwork）等。
個人風格管理（Me Inc）的當下文化強調個人技能，以及對自個生命可能性的掌握，也造就了不穩定的未來。為了回應日本國內的社會焦慮及經濟失衡，參與打工旅遊是一種尋找出路的方式，「增加未來工作機會」、「出國看看世界」都是一種提升自我能力的期待。個人層面而言：增進英文能力、脫離既有日常生活喘息、探索未來方向。
The WH as “individualism on a mass scale”
個人主義的興起造成傳統價值的衰退，自我成長意味著個人反身性思考的結果（individual reflexive processes），個人要為自己的成長負責：「要做什麼、如何著手、誰去做、這是晚期現代環境下每個人必然關注的詰問。（Giddens 1991: 70）」過去日本經濟好時，所有國人與有榮焉；但現今經濟持續衰敗，則要靠個人自行尋找出路（good life），期望創造自己生命的獨特性（unique），如同一家代辦公司的廣告：We are not what we are, but what we make of ourselves.
傳統的式微，認同的片段化，生活方式的選擇似乎是一種可以穩固自我的方式。因應這種風潮，商品化的打工旅遊業者推出套裝行程：寄宿家庭、英語學習、志願服務等，這種「客制的個人化」幫助達到參與者自我成長的目的。打工旅遊經驗中的學習，是從努力工作且克服難關來達到自我成長，成為一個更好的人，意味的是心靈深層的影響，進而鑄造整體生命的改變。每個參與者談打工旅遊，大家都會極盡所能地表述自己遭遇到的困難，同時又會肯定這些不快所帶來的成長，如同日本過往堅苦卓絕以成就崇高尊貴的工匠精神，在打工旅遊中也同樣地被移植與承認：盡全力達到自我實踐，無論古今都是這樣的道德標準。
Descent into Uncertainty: Returning WHMs as Lost Generation Workers
回國的打工旅遊者，應該要帶很多成功的故事回家，但許多人仍認為他們自我成長的還不夠：「當時我應該要多用力學英文」、「我不覺得我有改變很多」。剛回國時那種「我的生命應該會因這段經歷而有所變化」的信念隨著回國時間越長，此信念越來越難以維持，會努力把生活變成自己所滿意的模樣，奈何的是以下幾點現實無情的打擊。
Casual employment as a trap［casual employment指涉的是非正式簽約的勞雇關係，在台灣可理解為派遣勞工、約聘制、打工／計時人員等；為了方便台灣情境的理解，在此將隨內文而有所調整，但原文皆是casual worker。］
短期打工是打工旅遊歸國者快速進入就業市場的一種職業型態，工作彈性又不用長期綁約，除了是幫助這些回國者度過這短期的狀況，但讓他們進入這產業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們沒有明確的長期目標。約聘人員的缺點為：地位低、微乎其微的升遷機會，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不會讓約聘工佔到正職員工的缺；同時約聘工多被認為：不負責任、沒有承諾、不具技能。女性通常都會被卡死在這種低薪的工作之中而無法流動，同時勞動市場中的約聘員工只會越來越多，進入約聘制度的危機是幾乎永遠無法脫身，根本成為一種對打工旅遊者離開日本勞動市場的一種懲罰。
Problems faced by “privileged” permanent workers
這些打工旅遊歸國者，連只給社會新鮮人的低階職位都會被排除在外，大企業不提供在職訓練給這些非新鮮人，只有中小型企業才可能提供在職訓練給他們；縱然歸國者中有人找到專辦海外業務的旅行社工作，公司內其實也不太用英文。同時工作履歷會被大打折扣，尤其是海外打工及契約工的經歷將只能視為一半的成效，這意味著英文能力與工作經歷都無法為自己在勞動市場提供任何優勢。
無論何種企業都會給予全職員工過多的工作量，相應而生的是高強度的責任制。當約聘員工多了，正職員工的負擔自然就越來越大，尤其是常要夾在彆腳員工跟豬頭主管之間；在如此強大的壓力下，全職員工根本沒享受到「特權」的待遇，反而是約聘員工隨時可以走人不幹。對於中小企業而言，也漸漸用約聘員工佔主管缺，事情變多責任變重，可是薪資未相對提升，許多人都唯恐避之不及。
約聘工對無望的升遷死心，正職員工苦於日趨惡化的勞動條件以及日益崩解的勞工福利，雙邊都認為對方比較爽，可是卻是個相生相應的一體兩面。
In Search of “A Job I Can Use My English For”: Difficulty in Accessing Cosmopolitan Jobs
英文能力與國際化經驗常是這些人歸國後打算尋求好工作的一種籌碼，實際上許多人剛到澳洲時有中等（intermediate）英文能力，從此之後就再也沒進步過。有個外商公司主管這樣質疑：「我們公司從上到下都要用到英文，這只是基本要求，重要的是你還能做什麼？」許多人著重英文溝通能力，或忽略更重要的專業技能。英文是職場的強心劑沒錯，上述主管是針對許多對自己未來還摸不清方向的打工旅遊歸國者。打工旅遊是提供了無限可能，但是真的有幫助人們清楚了解自己的性向了嗎？許多人的價值觀錯誤（mismatch）：「我有自信、積極主動、勇於開口；我結交許多國際友人、擁有世界觀。」根據作者的調查，打工旅遊其實完全沒有增加行動者的英文能力，要說的話就是TOEIC大不了多加了五十分的程度而已。這些「有世界觀」的年輕人回國後還是需要被公司重新訓練為適合日本職場的員工，「當你達到這個要求之後」，跨文化理解或國際敏感度才是有附加價值的能力。
Cosmopolitan jobs: Ideal and reality
自恃有國際觀而期待有好的職位，現實對於這種奢望也是相當殘忍；與國際化最近的「餐飲管理與觀光旅遊業」，其實是不需技術、低責任制、不需產業背景、無法從工作累積能力。簡單來說，澳洲工作經驗很難在日本有職業效益，這些去打工旅遊的人就如同因生產而離開職場的婦女一樣，他們的回歸無法再進入日本職場，尤其是被年齡、性別與年資三方所鞏固的社會階層。當初自願性地選擇出國，就意味著他們偏離了日本職場線性進程的理想路徑（年資制度）：在日本、升遷及薪點，這兩者與年資密不可分。
Reconciling Multiple Desires and the Sense of Narrowing Future Life Options
婚姻與家庭結構是這些歸國者更進一步的人生課題！婚姻作為自我實現的標記，尤其是男性。當男性只能在不穩定的工作與低薪中流轉時，結婚的慾望就降低了，縱然他們心裡還是冀望婚姻。選擇打工度假的人都期待這樣的經歷可以帶給自己一些不同，然而現實並沒有達到他們想像中的景致。就算日本的正式職位偏向給男生，但這些打工旅遊者的人生路線岔異也會造成家人與朋友的污名與負面印象。當男人受挫於找無解套方案來破除上述困境時，「一步錯、步步錯」的恐懼將不斷徘徊在他們身邊；養家活口的男性概念依然還是以婚姻做為（自我）實現的標記，代表一個成熟男性的形象。
女性則較可以接受一直受雇於約聘制，但仍有人期待成為正職員工。有部分女性在出國前是為了逃避催婚的壓力，回國後邁入婚姻反而成為逃避就業壓力的避風港。作為月薪族的柔順妻子、以及傳承上一代母職的觀念，竟也成為個人成長的表現，自我成長變成是一種終身性的事業。另一方面，女性結婚也是為了解決生計問題，因為如果持續單身就意味著要約聘一輩子；如前面所述、許多男性都落入約聘制的深淵，無法養家的男性意味著不幸福的婚姻，到底要與之結連理或持續單身，成為歸國女性再三思量的生存策略。
根據作者調查，超過80%打工旅遊者回國後與父母同住超過半年，60%歸國者超過家人資助超過兩年。有社會學家略帶貶抑地稱這些人為寄生男女（parasite singles），指的是年輕、已成年、與父母同住的未婚小孩。一開始是指稱逃避成人責任如婚姻及自組家庭的女性，而後擴大為無法財務自主的年輕人，仰賴越來越多的父母資助。除非他們找到高薪且穩定的工作後才會終止。對於財務不穩定的焦慮以及要供養父母的未來，這些著實都造成歸國者的巨大恐慌，相對於他們出國前對於未來的無限希望，當下的現實更讓他們懷疑自己是否當時顧此失彼。
Conclusion
打工旅遊是想透過跨國旅行來獲得自我實現與自我成長。然而，「心滿意足的生活」對於生活在經濟泡沫化後的日本可說是日漸困難，縱然打工旅遊歸國者有優勢的國際觀，令人失望的未來前景依然讓這些歸國者感到無力與沮喪，這樣幾乎致人於死地的情況，矛盾且壓倒性地促使他們進行下一次的跨國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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