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端康成的作品最終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與出色的翻譯不無關係。

摘要：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日本政府出資請最好的翻譯來翻譯川端康成的全部作品，在這過程中，如果“茶道”不懂，就找專人現場表演日本茶道；“花道”不懂，也是如此——凡是作品中涉及日本文化的東西，都作現場表演。 川端康成的作品最終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與出色的翻譯不無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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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xinhuanet.com/xhfk/2010-11/02/c_12727340.htm



新華副刊

走出去，講外國人聽得懂的故事
2010年11月02日 08:30:41 　來源： 新華日報


懂外語不等于會翻譯 譯文字更要譯“文化”



走出去，講外國人聽得懂的故事

本屆魯迅文學獎唯獨“文學翻譯獎”空缺；國外主流書店上架的中國圖書譯本，還是中醫、功夫、飲食等“老三樣”；中國作家無緣諾貝爾文學獎，“翻譯”難辭其咎……

　　翻譯問題，已成為制約中國圖書乃至中國文化“走出去”的主要瓶頸。10月底，由中央編譯出版社、江蘇科技翻譯工作者協會主辦的“紀念全國翻譯產業創立十周年暨中國思想文化走出去翻譯研討會”在南京舉行。與會專家一致認為，中國文化走出去，不差錢，也不差優秀的原著作品，差的是翻譯。

　　進口多出口少，文化“逆差”嚴重

　　近年來，我國對外出版增長很快，但走出去的中國圖書在全球圖書市場的佔比依然很低。據統計，2007年全國圖書、報紙、期刊累計進口2億多美元，出口僅有3700多萬美元；在版權貿易方面，2008年中國引進圖書版權15776種，輸出圖書版權只有2440種。數據顯示，中國圖書進出口貿易比例為10：1，對歐美更高達100：1。而即使是目前“走出去”的這部分圖書，也是氣功、菜譜等一些消遣類書籍，體現中國文化價值、反映我國改革開放現狀的譯著則鳳毛麟角。

　　前幾年，劉心武訪問法國，發現接待他的法國人幾乎沒人知道魯迅。美國翻譯家白睿文說，2009年，全美國只出版了8本中國小說，僅佔美國外國文學出版總數的4%。他說，在海外，李小龍、成龍、李連傑都有很高知名度，但沒有多少人了解丁玲、莫言、王安憶、余華。

　　“中國是出版大國，但不是出版強國。出版貿易無論是實物出口還是版權貿易一直都是逆差。”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三局副局長吳偉無奈地說，“國外的書在國內幾乎都能找到中文譯本，而且幾乎和國外圖書同時上市，比如《哈利波特》、《達芬奇密碼》等。但中國圖書走出去卻要經歷更長時間，其中最大的瓶頸是翻譯。曾獲老舍文學獎的《受活》，盡管已賣出了英、法、意版權，但到現在還無人翻譯。”

　　原中央編譯局局長、西葡拉美文學研究會副會長尹承東也持相同觀點。他認為造成文化“逆差”的原因很多，但歸根到底還是翻譯問題。要使一個文化產品讓對方能夠接納，實際上是在進行一種文化轉換、再創造，所以，從表面上說，翻譯的是文字，但實際上，譯的是文化。不把翻譯問題解決好，中國文化就很難走得遠、走得好。

外語人才不少，高端翻譯奇缺

　　一個嚴酷的事實是：一方面，國內各院校外語專業的畢業生如汗牛充棟，另一方面，卻是高端翻譯人才的嚴重匱乏。

　　中華書局副總編輯顧青對記者說，“在我國，普遍存在著‘懂外語就能翻譯’的思維定勢，這是非常錯誤的。翻譯不只是在兩種語言之間進行簡單的轉換，而是一種文化轉化的再創作。如果不懂得另外一個國家的文化習俗、語言習慣，是肯定翻譯不好的。”在他看來，這與我國高等教育一直注重培養外語人才而忽視培養翻譯人才有很大關係。“會外語”與“會翻譯”有天壤之別，在翻譯工作中，外語的水平不過是打個基礎，外文基礎好更容易做翻譯；但要成為高水平翻譯，還有更多東西要學。”

　　文化隔閡也是中國圖書對外出口難的一個重要原因。中央編譯出版社社長助理邢艷琦說，因為中西方社會性質、宗教信仰的差異，使得西方世界對于中國文化幾乎不了解，沒有共同的知識平臺，他們很難讀懂中國人寫的東西。這就要求譯者必須具備跨文化傳播的能力，對本國文化和對方文化都要有深入的了解。這樣，在圖書翻譯過程中，才能用外國人能接受的方式傳播中國文化。

　　不少與會專家對此表示認同。他們說，能否用地道的外文，用外國人能懂的方式，貼切地表達中文原著的意思，是中國圖書在國際市場有無立足之地的關鍵。

　　前不久，《于丹〈論語〉心得》一書由中華書局翻譯成英文後在海外發行，取得了較大成功，無論是版權簽約數，還是實際印刷數，均創造了近年來中文圖書出口的最高紀錄。其成功的原因就在于譯者在翻譯時，並不是簡單地把文本從中文譯成英文就算完事，而是在原文的基礎上進行深度再加工、再創作，用西方的語言、西方人喜歡並樂意接受的方式，講西方人聽得懂的“中國故事”。



　　營造“楊憲益”成長的環境

　　據統計，目前中國在崗聘任的翻譯專業人員約6萬人，另有數十萬人以不同形式從事翻譯工作，但能夠勝任“中譯外”工作的高端人才卻嚴重不足，缺口高達90%以上。

　　中國編輯學會會長桂曉風說，要打破中國圖書“走出去”這個瓶頸，需要培養學者型、專家型翻譯人才。“這需要在政府支持下，培養一批社科、文學方面的高水平翻譯人才。同時，也可以借鑒法國的模式，由有實力的出版集團自己培養高水平的專業翻譯人才，這需要企業有長遠的發展眼光，形成自己的人才係統。”

　　推進翻譯工作，政府也不應缺位。這方面，日本的做法對我們是有借鑒意義的。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日本政府出資請最好的翻譯來翻譯川端康成的全部作品，在這過程中，如果“茶道”不懂，就找專人現場表演日本茶道；“花道”不懂，也是如此——凡是作品中涉及日本文化的東西，都作現場表演。川端康成的作品最終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與出色的翻譯不無關係。

　　在這方面的政府推動上，中國已邁出了步伐。吳偉介紹說，2004年，我國就啟動了“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計劃”，截至去年年底，已同46個國家的246家出版社簽訂了資助出版協議，達成1350個合作項目，涉及1910種圖書、26個文版。

　　省科技翻譯協會秘書長唐寶蓮說，高端翻譯人才的培養，可以採取多種模式。既可以把外教請進來，也可以通過“2+2”、“3+1”等聯合培養模式把學生送出去，讓學生們能在國外充分利用語言這種工具，了解當地的文化。這兩年，我省翻譯界就採取了類似措施，與高校聯合培養中高端翻譯人才，效果不錯。在培養本土翻譯家的同時，也要在國外尋找對中國文化了解的外國譯者。此外，像楊憲益這樣的翻譯“大家”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我們與其坐等大師，不如營造一個適合大師生存的人文環境。（徐宛芝 董晨）